顺其自然、不受政府过多干预的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最大化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的可得性，最大化金融渗透的范围，使金融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会降低收入差距。

为了便于监管，根据平台是否具有自主设计和生产资管产品的能力，可将其分为三级：一是综合资管平台，即平台不仅具有自主设计、生产和销售资管产品的能力，同时也代销金融机构产品。或者是看起来互联网金融企业，推销的是市场化的金融产品，但实行了变相的承诺固定收益。

）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互联网金融 。目前我们缺乏完备的风险定价机制及相应的法律约束和保护。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小额分散原则也迫使一部分企业转型。现在专业的培训、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人才，以及丰富的消费场景也提供了大数据的应用领域。

（完） （本文是作者在前海法智论坛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这部分必须要走第三方平台里进行严格监管。所以这个书怎么开头，我的课怎么去教，我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最后觉得应该由浅入深，从比较的方法开始讲，最后选择了发展理论开始讲政治学。

当然国家会有些补贴，帮助你打开国际市场。这种真正的民主，有公众咨商（publicconsultation），满足广泛性、平等性、保障性和双边约束性，概括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总体互动关系，他认为这是定义民主的最优方式。所以格申克龙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就在于他认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忽视了很多因素，而误认为所有国家都会遵循西方道路、西方道路是唯一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在各种政体形式和意识形态下都可能出现失败国家。

民主转型的国家歧途 经济观察报：你在这本书中谈到了民主转型的四种路径，第一种是外国势力撤出导致的民主化。但是，二十世纪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成果就是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分离。

但实际上，格申克龙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德国、俄国和英国的发展径路就完全不一样。从目前来看，处于什么状态？ 阎小骏：有人这么说过。经济观察报：在日本崛起的过程当中，包括像新加坡，政府介入的力量都相当强大，国家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动角色的同时，如何保证政府的清廉，以及独立于商业之外？ 阎小骏：这个我研究的还不是很多。多元现代化的核心：发展即自由 经济观察报：您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对现代化的经典解释，乃至社会心理解释，以及哈佛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对经典现代化派的批判。

这应该也是福山的一个说法。甚至通商产业省的官员会指定，松下今年生产多少录音机，所以它是对其生产有所控制，然后它同时也介入国际竞争。先发国家在国际安全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国家理论是20世纪中期，特别是二战之后，当代政治学理论的很大发展。

国家理论之后，政治学界发觉，除了制度化的政治世界以外，有时候制度化的渠道无法反应人们的诉求，人们会走上街头，那么社会运动成为新型政治，所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结合，出现了对抗性政治的脉络。因为它对于现代化的概括，实际上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它所说的现代人，实际上就是在当代西方世界生活的成人。

这本书从发展理论、现代化争议、民主转型、政权组织，一直讲到国家能力、政治参与、对抗性政治（社会运动）和身份认同理论。至少在韩国，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但是香港实际上是在殖民政府统治下，它保持了一定的多元，但实际上它也是有主流的，它的价值也是有主流趋势的，有主流的殖民秩序的，那也是不容挑战的。

这一点如果在新加坡成立，但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方似乎就不太成立，这种亚洲价值观是否是一种为威权主义的辩护，而非真正对亚洲价值观的概括？ 阎小骏：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是指它在发展过程中。发展型国家跟英美的发展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国家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能动角色。所以就很难讲，现代化是一条线，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点，最终点是英国和美国。国家能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突破了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学以政体形式和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认知路径，转而认为不论国家的决策体制、政权组织或意识形态形式是什么样的,国家在政策决策和执行层面的力度、效度及其成果—即国家决策是否及时高效、政策执行是否有力、以及成效是否显著等客观变量—才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核心指标。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马蒂亚•森出版了一部著作，叫做Develop-mentasFreedom（《发展即自由》）。但也应该注意到，各种环境和制度变量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环境、不同外部条件下，也可能因时因地对国家能力的强弱变化起到不同作用，这很难用一两句话一概而论，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二，它的定义也肯定了民主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具体的国情。所以魏玛共和国的形式，在达尔看来也是不好的，他认为最好的是通过在精英内部的民主试验，然后不断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有人认为这个第四波的民主转型，实际上也应验了亨廷顿当年的论断，就是每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之后，都要有一个反潮流。国家能力的高下和政体形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现在我们所讲的现代化，实际上更多的像一个树型图，它是由一个共同的点出发，然后由于各种文化历史环境因素，分出不同的枝蔓。从发展理论开始讲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家比较熟悉。

经济观察报：那么，面对日益不确定的未来政治世界，政治科学除了解释现象，研究路径，是否有预测未来的可能？ 阎小骏：我对这个问题大致的回答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为更具有实用性的预测等提供理论基础，但政治学本身并不进行预测工作。所以这和英美的发展经验完全不一样，因为英美的发展，国家是消极、被动的角色——当然，也不能说被动吧，准确的说是比较自由放任的态度——它也是积极主动的，但它是积极主动之下的放任。政治学研究并不预测未来 经济观察报：你谈到，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任务是解释现象，而非指导实际行动。如果你有相当程度的实质权利得到保证的话，那么就是民主的。

第三、第四是内部的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这些都是以不同的议题，由国家对社会实行的一种咨询，实际上就是国家拿一个问题出来，然后社会用选票或者用投票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咨商。

这得到了很多当代政治学家的赞同，就是因为： 第一，它界定了民主的精髓，精髓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要形成沟通和咨商。但实际上，满足这些条件也未必有真正的民主。

政治学越来越少进行纯粹形而上的价值探讨。在你看来，这些国家是用另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而不一定遵照西方国家的路径，但您谈到的更多的是东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的差异。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相当于比较顺理成章的从发展理论讲到了认同政治、对抗性政治？ 阎小骏：这个逻辑顺序本身因应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当代政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从发展理论、民主、政权组织、国家理论、对抗性政治、公民社会，到最后以认同理论，当代政治学的最新成果，用这作为结尾。公共咨商的过程要满足四个条件：平等性、包容性、广泛性、双方互相约束。比如中国的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本身也是一种很独特的实行咨商的形式。但是到20世纪后期，人们也发觉这种传统的投票方式有一些问题，也会让社会中很多人边缘化。

我觉得这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排名应该综合起来看，这里面排名越后的是国家能力越高的，包括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在一个失范和失序的社会内是很难有发展的。

所以，这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政治学界对于我们所处的政治世界的认识在逐渐深化，从比较宏观的发展、现代化，逐渐有新制度主义的介入，我们开始考虑政治组织，逐渐我们发觉，在政党、选举这类政治组织之外，还有国家的存在。这类国家对内既无力治理、维护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也无力汲取税收、保证履行正常的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资源。

你在书中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最认可的关于民主的观点：民主不是宪法意义的，不是实质权利意义的，不是程序的，而是一种过程导向型（process-oriented）的民主定义。由于每个国家发展的时机不一样，会导致你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不一样。